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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星:摄影是文化实践的语法

2019-10-16 14:43/ 发布者: answer/ 查看: 2282/ 评论: 0/原作者: 潘佳琪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进行推演,大国的现代化过程往往都存在对一个边远地区进行制度整合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它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在整体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发展政治学的结构。
—— 陈卫星

《翻越泥巴山》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途中(向太昭进军)。40.6×40.6cm,蓝志贵 摄,黄建鹏画廊收藏。


  11年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陈卫星教授曾写过一篇关于蓝志贵西藏摄影的论述《从视觉政治倒视觉文化》;11年后,陈卫星将带着对视觉人类学的思考重新探讨影像如何建构文化。


  N0.1 蓝老在西藏的摄影作品为大众提供了另外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观察角度,它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力量,您觉得他的作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视觉文化经验产生了什么特殊意义?

  陈:摄影所获取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如果说摄影是一种大众传媒,那么它本身要服从人们日常生活的逻辑再现,就是说摄影本身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再现,同时也成为文化实践的语法,为文化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提供一种再生产的媒介化手段。由于现实语境的习惯,人们在把某种符号系统纳入意识形态范畴时,就会想当然地把符号表达机制视为与客观性形成某种对立面,一种在现存秩序中合法的具有表演性的修辞学。对此,文化人类学家显然不以为然,美国学者格尔茨认为人们往往会从一种社会决定论的立场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利益机制用来追求权势或者是一种张力关系用以回避现实。其实,认知和表达的符号体系是人类生活形成模式的外在资源,是用于感知、理解、判断和操控世界的超个人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符号体系就是意识形态,因为这些信息模板是行为、思想和感情的路标。蓝老的作品之所以在今天还具有历史美学的价值,就在于这些源于历史时空的纪录影像为民族学和民俗学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形象而再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还原历史节点的放大效应所遮蔽的生活时空的物理性和生活人物的真实性等。

《昌都八宿县然乌小学》1956年,40.6×40.6cm,蓝志贵 摄,黄建鹏画廊收藏。


  N0.2 蓝老的作品又是如何区别于那些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像呢?

  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类比,大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有一个对边远地区进行制度整合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这就涉及到行政规划、经济生产、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制度操作的外观,整体上可以被看作一个发展政治学的结构。但如何在视觉上达到令人信服的表达效果,就不能把这些活动内容仪式化或格式化,而是要有社会成员的参与感,因此环境的自然性和人物的随机性就会很重要。当然这里面还是会有创作体验的认知差异,比如从异国情调的采风到实证主义的观察,从现实主义的写实到超现实主义的虚构,从人文经验的自发性到文本创作的策划性等。

《丰收在望》1956年,察隅,40.6×40.6cm,蓝志贵 摄,黄建鹏画廊收藏。


《传大召·古骑士》1957年拉萨,40.6×40.6cm,蓝志贵 摄,黄建鹏画廊收藏。


  N0.3 请问您在研究蓝志贵老师的作品时,都通过哪些方法进行的呢?

  陈:蓝老的经历很特殊,是当年跟随部队进藏,后来留驻在西藏工作多年,利用工作机会留下若干照片档案,今天成为研究西藏历史影像的重要素材。我的文章标题大概可以这样说,即今天面对这份图片文献时,阅读和思考的路径应该不再是仅仅考虑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而是重新观察从画面特殊性到整体社会结构一般性的符号连接,还原从“我看到”到“我理解”的视觉认知逻辑。如果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就是视觉人类学,即按照图片素材的内容去体验和评估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下,人们是如何生活、生产和生存的,